手抄本

路易斯·布茲比的《書店的燈光》寫得真是有趣。

書裏談到書，作為一種商品在歐洲的發展史。在未成為平民用品之前，書在東亞和西歐的身份是一樣的，貴族的奢侈的消費品。也同樣經歷了印刷術發明前的“黑暗”階段：抄寫。作商品，並藉此流傳。

在歐洲，一份抄寫工作，雖然不能直接改變抄寫員的命運，但基本可以脫離繁重的體力勞動，並且有實現自由人身份的可能。

歐洲最早的圖書館坐落在亞歷山大裏亞，那是西元前300年的事情。從托勒密一世開始就注重發展文化，途徑亞歷山大港的任何船隻都要接受檢查，所有發現的書籍都要送到亞歷山大圖書館，被抄寫後，原件由圖書館收藏，抄寫本則交還物主。這是當時的法律。亞歷山大裏亞後來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商業和文化中心，顯然是有原因的。

亞歷山大圖書館存在了900年之久，一直到西元642年，哈裏發（伊斯蘭教國家政教合一領袖）奧馬爾長驅直入，成為地中海之王。他下令將圖書館的書籍送往城內各大浴室作柴火，據說燒了六個月才燒完。

事實上，在中國，也早就有了抄書這種職業。隋朝末年佛教興盛，多少有民眾因為戰禍之苦而寄託之意。及唐初，因太宗“頗不崇佛”未至鼎盛，自高宗李治始崇佛，因為上有其好的緣故而廣為普及，但經書有限，所以誕生了抄寫經書的職業。事實上就在奧馬爾攻佔亞歷山大的那一年，去西天取經的唐朝大和尚玄奘求法圓滿準備起程回大唐時，他受邀參加了古印度規模空前、規格很高的佛教學術盛會。而此時的中土，佛教之寫經抄經之風已然興起。

以抄書為業，字要寫得好。唐朝雖尚無館閣體一說，但卻是書風大盛的年代，從李世民開始，廟堂推崇書法，所以大師迭出，而民間能寫得一筆好字的人更是不在少數。這就為佛經流傳提供了很好的基礎。敦煌藏經洞裏大量的唐人寫經卷子就是明證，唐朝也有“經生”這個職業稱謂。有在家抄經的，也有開鋪子做職業營生的。到了玄宗當政的開元年代，明令禁止不准“開鋪寫經，公然鑄佛”。現存的一份價目表可見當時的抄寫行情：“寫大般若經一部施銀盤子三枚(共卅五兩)麥壹佰碩粟五十碩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寫經謹請”。

照此推算，在唐朝，一個職業的抄經人，完全可以使自己過上體面的生活。當然，也不是個個如此，敦煌藏經洞裏也留下了很多職業抄手的抱怨詩，怨抄經辛苦，又拿不到錢。

唐朝很多書法大家都抄過經，顏真卿、張旭、柳公權都留下了墨寶，而元明以來，有人認為《西升經》是褚遂良手筆，《靈飛經》則被認為是“小鐘”鐘紹京所書。

唐代已有雕版印刷，但顯然並不普及，元稹為白居易的《長慶集》作序中時寫道“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，至於繕寫模勒，燁賣於市井”。“模勒”即模刻之意，“燁賣”就是叫賣。這一可說明白詩在當時之熱，二也證明了手抄本與印本並存的現狀。不知是否因為手抄更為明晰可親之故。

唐人寫經，有專門的機構，秘書省和門下省有經生，稱為“書手”。有時候雇的是不懂佛學的民間寫手，則前三校往往是和尚，詳閱者為高僧，掛名監製的則為當地政府官員。